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這個問題變得復雜。中國政府針對近年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現的高發態勢，自2020年起，在預防和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制度建設上明顯加快了步伐，一系列預防和懲治措施陸續出臺，最高法、最高檢相繼牽頭聯合相關政府部門和人民團體共同制定了《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 《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關于落實從業禁止制度的意見》《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等多個規范性司法文件。
今年5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強奸、猥褻犯罪做出修改的基礎上，最高法、最高檢又公布了《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立法的完善和“兩高”對司法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規范要求，使得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處置過程和審判結果更加公平公正，“兩高”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也在社會上取得良好的示范和宣法效果。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追訴時效涉及哪些問題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2020年，筆者主持了一個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專題調研。在調研中，司法機關辦案人員和婦女兒童保護組織、法援律師普遍反映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存在“五難一輕”問題，即發現難、立案難、定罪難、救助難、預防難和量刑輕。筆者僅就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訴時效問題談一點個人看法。
所謂追訴時效，是指刑法規定的司法機關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如果犯罪已經超過追訴時效期，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就不能再立案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了。立案是刑事訴訟程序的開始。
立案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有犯罪事實發生，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兩個條件同時滿足才能啟動刑事訴訟程序。遺憾的是，很多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要么只具備一個立案條件，要么兩個立案條件都不具備，導致司法機關無法立案追訴。例如，雖然行為人實施了強奸、猥褻兒童犯罪，但是由于年代久遠，證據滅失，無法證明犯罪事實存在；或者是超過了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期限，無法立案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對前者，時過境遷，沒有證據，人力難為，但是對于后者，如果立法對追訴時效做出適當調整，法律就可以讓加害人為犯罪行為付出代價。
最近媒體披露的一起案件就反映了追訴時效的問題。A自述在“約7年間即受害人B幼年時，多次對其實施猥褻犯罪”，按照人民法院的判決要求，他“向B賠禮道歉并支付醫療費、誤工費、住宿費、精神撫慰金、鑒定費等各種損失×元”。A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卻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原因在于他承認的猥褻兒童犯罪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限。A的犯罪行為沒有及時被揭露的原因有三：一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性犯罪十分隱蔽，當事人之外的其他人難以察覺；二是被害人當時年幼無知，被加害人恐嚇欺騙，難以及時揭露；三是被害人精神創傷嚴重，長期處于嚴重的精神抑郁狀態，類似的問題在其他案件中也存在。本案被害人能在受侵害近20年后獲得民事賠償得益于民法典新增的規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
倘若刑事法律與民事法律同步發展，在針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害犯罪的追訴時效期限上也進行相應調整，A就難逃法網。
一些國家相關法律正在推進中
其他國家在追究性侵兒童犯罪過程中也曾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的解決辦法是修改完善法律，延長或者取消性侵兒童犯罪的訴訟時效限制。
例如韓國，2011年韓國國會以207票贊成、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特例法》（又稱為《熔爐法》，得名于揭露發生在韓國光州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性侵殘疾兒童的電影《熔爐》），通過修改法律，在加重處罰性侵兒童犯罪的同時，取消了對特定受害人實施犯罪的追訴期。
該法規定，對女性殘疾人以及未滿13周歲的女童實施性暴力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可判處無期徒刑，同時廢除了對女性殘疾人、未滿13周歲的女性實施強奸罪的追訴時效限制規定。
目前，美國也有一些州修改了刑事法律或者兒童被害人法案，取消了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損害賠償起訴的時效限制。佛蒙特州是第一個在2019年取消損害賠償時效限制的州，緬因州是2021年，馬里蘭州在今年也取消了起訴的時效限制。密歇根州、羅得島州和馬薩諸塞州準備在今年夏天立法會議結束前采取修改法律的行動。隨著美國各州越來越多地考慮廢除對性侵害兒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的時效限制，有些州“立法機構也正在考慮放寬對兒童性侵犯的刑事指控的時效”，讓更多的幸存者有機會通過訴訟揭露犯罪。犯罪只有被揭露，犯罪人受到法律制裁，正義才能降臨。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之下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
隨著新一輪《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和《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的頒布實施，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已先后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完善，兩部法律均強調和增加了國家在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方面應承擔的國家責任。未成年人保護法新增加了“政府保護”一章并規定“國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查詢系統，向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提供免費查詢服務”“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與其他有關政府部門、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互相配合，對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傷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實施必要的心理干預、經濟救助、法律援助、轉學安置等保護措施”。這些立足于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嚴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規定既是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原則的要求，也彰顯著國家的意志和法律的溫度。
很多案例表明，受侵害兒童內心十分重視和渴望司法機關將加害人繩之以法。加害人受到法律嚴懲能給受害兒童帶來安全感，減輕其受害后的自我歸責想法，舒緩內心痛苦。性侵犯罪給未成年人，尤其是大齡的未成年人帶來的損害主要是精神損害，且影響長遠。因此，最高法、最高檢上月剛公布的《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鑒定意見、醫療診斷書等證明需要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所需的相關費用為合理費用，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支持。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提起民事賠償訴訟的前提是刑事訴訟成立，因此，目前對刑事犯罪的追訴時效規定就成為卡住部分被害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的法律“堵點”。鑒于目前的刑事法律在犯罪追訴時效期規定上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是一樣的，因此，建議國家立法機關在兒童最大利益原則之下，站在受害兒童立場上，對合理設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訴時效期展開調研，在一定條件下，放寬或者針對特殊人群、特殊案件取消追訴時效期，使得未成年人保護法“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原則及婦女權益保障法“國家保護婦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權益”的規定在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中真切地體現。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終身追責”的法律規定也可以在預防犯罪方面發揮巨大的震懾作用。
（作者系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副教授） ■ 張榮麗